『壹』 古代教學最重要的是什麼
中國古代的教育中，並無獨立的語文課程。語文教學是與政治、經濟、歷史、哲學、倫理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教育等融為一體的。但古代教育教學中那些具有人文性、工具性及基礎地位的部分內容，已綻露出語文課程的萌芽。中國古代在語文教學和學習中，也積累了大量經驗，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弊端。
一、古代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內容
課程作為教育內部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變化與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中國古代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國古代課程的內容等方面都有鮮明的反映。
中國古代教育有三種表現形式：原始社會教育、奴隸社會教育和封建社會教育。
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產、生活方式非常簡單。在這種情況下，原始社會教育沒有從社會生產勞動和生活中分離出來，因而也不可能有嚴格意義上的課程。但原始社會課程內容卻存在，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內容也已存在。比如：原始的宗教祭祀、原始藝術（歌唱、繪飾、雕刻等）、原始記事（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圖畫記事）、倫理道德觀念的教育中，都有不少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內容，原始人群在生產勞動、生活之中口頭創作出來的古代神話故事，如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後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國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傳統教學內容。
奴隸社會，生產力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教育也從社會生產勞動和生活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中國奴隸社會的學校教育，在教育內容上具有共同性，即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基本教育內容。其中「禮」、「樂」、「書」中包含著相當多的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內容。
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現出新的特徵。封建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徵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封建的政治制度表現為專制主義的特點，隨著封建社會生產力和政治經濟的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的科學文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封建統治者不僅在政治上實行專制主義，在文化教育上也實行專制主義政策。所有這一切，在中國封建社會課程上都有明顯的反映，突出表現在：課程與教學的內容以儒家經學典籍為主，主體是「五經」。
和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的語文課程與教學相比，中國封建社會的語文課程與教學歷時最長，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也最具特色。其基本特點是：先教學蒙學讀物（影響最大的是「三、百、千、千」），集中識字；然後學習以《五經》、《四書》為主體的儒家經典；以文選作為補充讀物和寫作範本。
（一）「三、百、千、千」
我國古代流傳的、最著名的蒙學讀物，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主要作用是集中識字。
1、《三字經》
相傳為宋代王應麟所編，該書言簡意賅，容量豐富，從教學的重要性，談到封建禮教的基本綱領，進而介紹名物常識、讀書次序、歷史知識、勤勉好學的範例等。在編制方面，採用三字一句，壓韻成文，讀起來琅琅上口，很有特色。該書在海內外廣為流傳，影響很大。
2、《百家姓》
相傳為北宋人所編。全書集姓氏400餘個，每四字組為四言韻語，文中字與字之間並無聯系，但因句句押韻，讀來和諧流暢，易於記誦。
3、《千字文》
相傳為南朝梁周興嗣所著，其內容包括天文、博物、歷史、人倫、教育、生活各方面。全書對仗工整，押韻自然，四字一句共250句，恰為千字，字均拓取王羲之手書。
4、《千家詩》
作為蒙學詩歌讀本的《千家詩》是在南宋劉克庄編選的《千家詩》基礎上選錄編訂的，流傳廣泛的有王回選注的《新鐫五言千家詩》和謝枋得選、王相注的《重訂千家詩》，後來把這兩種《千家詩》合二為一，共選出200餘首膾炙人口的名家名篇。
（二）「五經」、「四書」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教育，漢代以「五經」為課程，宋代以「四書」為課程。
1、「五經」
「五經」即《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的合稱（加上失傳的《樂經》，也稱「六經」）。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和「五經」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人和經典，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五經」的內容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學、倫理等方面，在封建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
2、「四書」
「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著作的合稱。宋代朱熹撰寫了《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始立，此後長期為封建政府科舉取士的考試用書。
「五經」、「四書」作為我國古代語文教材的典範，一直被沿用到清末。它們在思想內容方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但它們對我們整個漢語文教育的發展，卻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後世的政治、教育、哲學思想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文選讀本
文選讀本是我國古代用來進行讀寫訓練的主要教材。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是南朝梁太子蕭統編的《文選》，又稱《昭明文選》。其後影響較大的還有宋代真德秀編的《文章正宗》，謝枋得編的《文章軌范》，清代吳楚材、吳調侯編的《古文觀止》，姚鼐編的《古文類辭篡》、孫洙編的《唐詩三百首》等。各類文選讀本，所選的大都是各個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於學生閱讀和仿作習文。
二、古代語文課程與教學的經驗
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在識字教學、閱讀教學和寫作教學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今天的語文課程與教學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識字教學
識字教學的經驗主要有5條。
1、集中識字，為讀寫打基礎。
漢字以象形為基礎的表意特點，決定了集中識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集中識字階段的識字量以2000左右為宜（「三、百、千」三本書合起來，單字在2000字左右，剛好達到初級閱讀所需的基本識字量），主要是字形、字音教學，也要進行適當的寫字練習，字意教學要根據兒童的接受能力，以後可以結合閱讀教學進行鞏固，並逐步加深和擴大。
2、使用韻語和對偶，便於朗讀、記誦。
韻語和對偶的使用符合漢字和漢語的特點，「識字教學使用整齊的韻語，或者使用對偶，或者二者並用，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因為，使用整齊韻語，「念起來順口，聽起來悅耳，既合乎兒童興趣，又容易記憶」，使用對偶「從聲音上說，和諧順暢，讀來上口，聽來悅耳。從內容上說，或者連類而及，或者同類相比，或者義反相襯，給人的印象特別鮮明突出，容易聯想，容易記憶」[1]。
3、正確處理「文」與「道」的關系。
以倫理道德為基本教育內容，以孝悌為倫理道德基礎的教育，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教育的重要特點，這在識字教學中也得到了體現。如《三字經》中就有這樣的內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1944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將《三字經》選作兒童道德叢書之一[2]。
4、聯系日常生活。
中國古代識字教學的內容注意與日常生活相聯系。明人呂坤在《社學要略》中介紹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習見聞」、「便日用」、「有義理」，足見「三、百、千」等蒙學識字教材的內容與日常生活聯系密切，這也是「三、百、千、千」等蒙學讀物流傳於世，成為「恆用之書」的重要原因。
5、激發兒童的興趣。
兒童喜愛聽故事、喜愛看圖畫，喜愛大聲朗誦，適應兒童的這些特點，古代蒙學識字教材中編入簡短的故事、淺顯的詩歌，有時配以插圖，以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例如蒙學讀物中的孔融讓梨、磨杵成針、擊瓮出兒等故事，明清時期蒙學的「歌詩」課程，不僅能教學識字，而且能陶冶情操、培養情趣，樹立志向，促進智力和語言發展。
（二）閱讀教學
閱讀教學方面的經驗主要有：
1、熟讀精思博覽
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十分重視熟讀文本，熟讀又以誦讀為基礎。朱熹在《朱子童蒙須知》中說：「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要是多誦數遍，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雲：『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通過誦讀、熟讀，不僅容易形成語感，而且有助於記憶理解。
讀和思的關系十分密切，所謂「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唐彪在《讀書作文譜》中也談到他的體會：「讀書須將本文讀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理會不得處，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後將注腳看，始有益。」在熟讀的基礎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
在提倡熟讀、精思的同時，古代語文教育也主張廣泛涉獵，並不僅僅局限在「三、百、千、千」和「四書」、「五經」的狹小范圍里。很多有識之士提出要廣泛讀書、接觸社會，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許多人還認為廣泛涉獵即可學會作文，古人所說的「觀千劍則曉劍，讀千賦則善賦」就是這個意思。
2、評點法
對文章進行「圈點」、「評注」，是古代閱讀教學的主要方式。「圈點」是指在閱讀時給字句畫上符號。「評注」是把對內容和文字的評論寫在正文旁或行間。使用此法，對指導學生自讀，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大有益處，也有助於培養學生細心閱讀、讀思結合的良好習慣。
（三）寫作教學
1、注重基本功訓練。
「蒙學教文，注重錘字、煉句、布局、謀篇等項基礎練習，不盡是籠統地一篇一篇寫去。」[3]蒙學寫作練習，注重進行分解練習。作詩之前，往往要先練屬對，先是「一字對」，漸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寫議論文，往往要先練習寫段落，先練習寫「破題」，然後練習寫「承題」，直至整篇的文章。盡管格律化、公式化對寫作來說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訓練扎實，可謂古代寫作教學的長處。在寫作訓練中，從單項訓練開始，漸至整篇作文的訓練，也體現了寫作教學的一般規律。
2、多讀多寫多改
我國古代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4]，「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勞於讀書，逸於作文」[5]的說法，十分重視「多讀」對寫作的作用，把「讀」視為「寫」的重要條件，符合語文教學的規律。但讀不能代替寫，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寫才能練就。古代流傳著「讀十篇，不如做一篇」的諺語，還流傳著「多讀，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實求己工夫，其益相去遠也」[6]。古代的寫作教學，基本上體現了這一原則。
我國古代的語文課程與教學一貫有精於改文的傳統，頗有可取之處，概其要點如下：其一，先生改文要「隨其立意而改之」，[7]避免沮挫學生的才思。其二，批改要精當，「唯可改之處，宜細小筆削，令有點鐵成金之妙，斯善矣」。[8]其三，要教學生懂得改文之方。
3、作文從模仿入手
朱熹曾說過：「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益學之既久，自然純熟。」[9]這是對前人寫作經驗的總結，也反映了宋代對寫作規律的一般認識。實踐證明，人們練習寫作都是要經過模仿，而後才有創新。
4、先放後收
「先放後收」是歷代學者主張的寫作指導原則。蘇軾說：「凡文字少中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10]謝枋得也主張：「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粗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盪入純粹。……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11]
三、古代語文課程與教學的主要問題和弊端
中國古代語文課程與教學存在著三大問題和四大弊端。
（一）古代語文課程與教學的三大問題
1、語文教學的性質和目的問題。
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儒家思想始終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例如《大學》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學記》中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語文教育成了統治階級進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科舉取士制度推行以後，全國士子趨向科舉，語文教育逐漸變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
2、教學內容問題。
教學內容陳舊片面，主要為識字、讀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為學習的楷模，把古文作為學習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年的思維能力、想像能力和革新創造精神。引導人們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
3、教學方法問題。
教學方法死板、單一，只重整體感知，缺乏分析認識，只強調求同思維、單向思維，忽視求異思維、發散思維，只尊重維護作者權威，無視讀者理解的主動性、創造性。只聽任一條暗胡同里摸索，缺乏系統的讀寫理論指導，等等。
（二）古代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四大弊端
1、脫離語言實際。
主要是脫離口頭語言實際，不重視聽話能力和說話能力的訓練。我國古代作為書面語言的文言文，兩漢之後就基本定型了，很少變化；而口頭語言則是一刻不停地發展著，變化著。所以二者的距離越拉越大。
2、脫離應用實際。
讀、寫大都與日常生活和實際應用無關。讀書皓首窮經，苦練八股，只為功名。這也使兒童視學舍如囹獄，視師長如寇讎。[元]虞韶編的《日紀故事》中有一則師生矛盾的故事：許衡年七八歲，受學鄉師，書過目輒不忘。一日，問於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科第耳。」復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不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
3、忽視文學教育。
基礎教育並不是要把多數人培養成文學家，但要使人人都具有理解文學和欣賞文學的能力。當然，也不排除為具有文學天賦的學生奠定當文學家的基礎。這就要進行必要的文學知識和文學鑒賞的教育。這是語文教育的整體目標——培養聽說讀寫能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操的一部分，在語文美育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傳統語文教育在這方面也是非常欠缺的。
4、忽視知識教育。
我國有起源很早，很發達的文字學、訓詁學知識，但始終沒有建立起適宜於語文教學的知識體系。例如文章教育，曾經總結出一個「起——承——轉——合」帶有點規律性的模式，但很快就變成了僵死的八股文程式。人們反對八股，但又建立不起規范，就只能用「文無定法」來抵制規律性的知識，其實是很無力的。培養和提高讀寫能力的訓練，實際上成了一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