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简述新中国语文教学改革的历程
我国语文课程改革可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文革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教材实行“国定制”人教社独家编写的。63年与56年颁布的大纲是一脉相承，规定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强调语文的实用功能。其次文革后始于78年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为背景，教材管理实行“审定制”教材多样化，但基本上都是训练体系的。87年的大纲是在78年的大纲的基础上修订的，提出了语文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强调了理解语言文字与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结合；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的结合，教学中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一阶段与文革前比有很大发展。世纪之交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了，教育部制定了《纲要》，确定了改革的新目标，研制了各门课程的新标准，2001年小学语文课程标准面世，多套新课程教材出现了。
第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和目的、任务，根据教学大纲的精神，编写了一套比较切合实用的教材，选文强调文质兼美，编排以培养语文能力为主线，教材是综合型的；十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和基本训练，并强调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与掌握语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严格要求学生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这对于普及、繁荣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学生的本体地位，对促进学生的发展尚无清醒认识。
第二阶段1978年文革以后新颁布的大纲以及由人教社编写的一套崭新的教材对语文界的拨乱反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大纲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辩证统一，并且把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教学指导思想。大纲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明确了中学语文教学如何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文训练的关系问题；第三，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明确了在中学阶段，语文知识教些什么如何教的问题；第四，解决了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文风问题、作文训练多样式问题、作文指导和评改问题）。教材管理是“审定制”，小学教材开始了多样化，小学语文改革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学生就可以在教师指导下通过独立阅读、独立思考、集体讨论读懂课文，改变了依靠教师讲解课文的局面，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第三个阶段自90年代末以来，不仅着眼于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还从根本上解决对语文学科性质、教学要求的认识问题、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与以往不同，它不仅顺应了我国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大潮流，也顺应了世界母语改革的总趋势，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的变化令人惊喜，新的课程理念融入了教材，也融入了教师的教学实践。
目前正在实施的《语文课程标准》昭示了新的理念，高质量、多样化、有特色的小学语文教材显示出新的教材风貌，教育实践中融入了新理念，出现了自主而快乐地学习语文的新局面。这一阶段的改革还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著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真正发挥语文课程在弘扬优秀文化、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作用，还需要下大力气在实践中进行研究、探索。
主要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第一，语文教学要努力体现语文课程的性质，应遵循母语教育的规律。语言是一种文化，学语言就是进行文化的熏陶，教师要善于挖掘文本本身的宝藏，引导学生用心感悟，提倡本色语文就是要让孩子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中长大。第二，语文教学要张扬以人为本的旗帜，关心人的发展。教师要充分发挥教材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作用，要努力为学生创设三维的最近发展区，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知识能力的提高统一在一个过程中。第三，语文教学要紧密联系儿童的生活实际，经历一个由生活到文本再到生活的过程，使之开放而有活力。语文学科是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学科，生活多广阔，语文就多广阔，要让孩子到广阔的生活中学习语文，在学习语文中享受生活、发展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不断的改革发展。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较大规模的有四次。
1．始于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性改革，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
的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特点是思想性强，内容新鲜，富有教育意义，强调听、说、读、写
全面训练，不可偏轻偏重。
2．始于1956年的第二次全国性改革，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主要成绩是结束了两科混
教、互相干扰的状态，初步创造了比较完整的汉语学科体系和文学学科体系；结束了语文教
学中的无政府状态，开始走上了有格有序有计划的道路；纠正了重道轻文的偏向，加强了语
文知识教育。
3．始于1963年的第三次全国性改革，是在广泛地讨论了语文的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
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了中学语文科的性质和目的任务，根据教学大纲的精神，
编写了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教材，选文强调文质兼美，编排以培养语文能力为主线，教材仍
然是综合型的；十分强调语文基本训练，严格要求学生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
4．始于1978年的第四次全国性改革，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
草案）》，并陆续出版新编的语文课本，在全国通用。这次语文教学大纲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
问题：第一，明确了中学语文教学如何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
与语文训练的关系问题；第三，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明确了在中学阶段，语文知
识教些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第四，解决了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文风问题、作文
训练多样式问题、作文指导和评改问题）。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全国性的也有四次。
1．第一次全国性教学改革在建国之初，普遍推行课堂的民主讨论，改变了“教师讲，学生听”
的老式教法。“ 2．第二次全国性教学改革始于1953年的“《红领中》教学法”。1953年5月，
北京市女六中为北京师大实习生举行观摩课，课文是《红领中》，在课后评议会上，普希金专
家对这节课提出了意见。次日，北京师大实习生在师大女附中进行试教，他们按照普希金专
家的意见进行实验。实习生把原来的七课时改为四课时，课堂上注意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运用谈话法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反映这个教法好。同年七月在《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叶
苍岑写的实习总结，并发表了短评，在全国掀起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浪潮。
3．第三次全国性的教学方法改革始于60年代初，串讲法一时盛行起来。这种逐字逐句串讲
并在讲解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的教法，对于文言诗文，对于落实字、词、句、篇教学，有一定
作用，但把串讲法广泛地应用于语文教学，就成大同题了。
4．第四次全国性教学方法改革始于80年代，语文教学改革正沿着“加强基础，培养能力，
发展智力，实行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正确方向前进。这次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
几个特点：第一，变“授”为“学”，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学”，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
变为主动。第二，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坚持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第三，在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学生智力。第四，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
（三）回顾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
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情况，我们高兴地看到，语文教学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起步
早，而且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第二，规模大，遍及全国，影响很大；第三，教材改革与教
法改革同步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第四，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第五，每
个时期都有一批教学改革的带头人，尤其是1978年以来，涌现出以于漪、钱梦龙、陆继椿、
魏书生、宁鸿彬、顾德希、吴昌顺、程汉杰、欧阳黛娜、张孝纯等优秀的语文教育专家。
回顾语文教改的历史，我们看到道路是曲折的，继续前进的路途上还有不少困难。
1．陈旧观念的破除是很困难的。积极改革者只是极少数，认真学习先进经验，以新的观念进
行教学改革的也是少数。一些成功的教学改革经验之所以在大面积上推广困难，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没有更新，而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2．穿新鞋，走老路，缺乏深入改革的紧迫感。在“满堂灌”、“填鸭式”受到批评之后，就兴
起了“满堂问”的谈话法；在“谈话法”过时之后，又出现了以应试为目的、以练代讲的“满
堂练”。虽然，教学方法表面上在不断变化，但实质上还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学生是学习主体
与教师是教学主导的关系，没有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放在首位。公式化、
概念化的教学，还有一定的市常有的方法表面上看来有创新，但实际上未摆脱“一言堂”、“满
堂灌”的陈旧陋习。
3．教改实验难于推广的又一个原因是，进行教改实验的老师比教普通班的考师课业负担重，
他们要学习理论、做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统计数字、进行总结、撰写论文，教一个实验班
的工作量比教两个普通班的工作量还大，而他们的工作量只按教一个班计算，得不到进行教
改实验相应的报酬，而且和教普通班的教师之间的关系又不好处，所以许多教师不愿做教改
实验，不愿自我麻烦。
4.应试教育的局限性。十几年来，全国高考、省级会考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都进行了一些
改革。语文试题在考查基础知识、基本训练的同时，着重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对中学语文
教学起了一定的正导向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级考试对语文教学又有一定的副作用。
这种副作用主要表现在语文教师跟着考试的内容、考试的题型转，估计不考的内容在课上不
教；只重视教基本课文，不重视非基本课文；只重视课内，不重视课外；循规蹈距，不敢越
雷池一步。这种副作用在高中比在初中大，在毕业班比非毕业班大。突出的表现是加班加点
的“疲劳战术”和大运动量的“题海战术”。
回顾语文教学改革，我们既为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欢欣鼓舞，又为继续改革的路途上还有一些
障阻而担忧。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任务是既繁重又紧迫的。叶圣陶先生
在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
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叶老的讲话过去11年了，但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
② 教学大纲规定着
现在课程标准代替了多年实行的教学大纲，名称变了内容变化也很大，以语文学科为例请参考以下内容：中学语文教学大纲50年的变迁语文教学大纲，也叫“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是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有关语文学科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语文教师施教的重要凭借，也是编写和使用语文教材的总纲。它和语文学科是同时产生的，不过起初比较简单，只能算是雏形。20世纪20年代，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当时叫国语、国文）“教学大纲”（当时称作“课程纲要”）。新中国成立5O多年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经过了7次比较大的变迁，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半个世纪来语文教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总结历史经验，探索语文教改的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次，开始于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还没有来得及制订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但在1950年发行使用的初、高级中学两套语文课本中，有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写的两个《编辑大意》，实际上就起到了大纲的作用。“大意”采用了“语文”这个新的学科名称，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意”存有明显“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的偏向。第二次是1956年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教育部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观（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严格意义上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第三次是1963年5月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50年代末6O年代初，针对1958年“大跃进”时期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的现实，语文界开展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的大讨论，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个大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订的，它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并且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大纲富有远见地提出了“文质兼美”的选材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这些对以后的语文教学均有深远的影响。不足之处是受“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影响比较大。第四次是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个大纲的重大贡献，就是结束了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无纲可循的混乱局面。大纲提出的“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的选材标准，要求语文知识教学力求“精要、好懂、好用”，教学要“提倡启发式”等，在拨乱反正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这个大纲比较粗糙，而且带有明显的“左”的余味，如一再强调“政治标准第一”等。1980年，就这个大纲进行了修订，在许多方面基本上恢复了1963年大纲的面貌，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③ 总说《教学大纲》，这《大纲》是什么啊
现在课程标准代替了多年实行的教学大纲，名称变了内容变化也很大，以语文学科为例请参考以下内容：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50年的变迁
语文教学大纲，也叫“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是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有关语文
学科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语文教师施教的重要凭借，也是编写和使用语文教材的总纲。它
和语文学科是同时产生的，不过起初比较简单，只能算是雏形。20世纪20年代，我国语文教
育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当时叫国语、国文）“教学大纲”（当时称作
“课程纲要”）。新中国成立5O多年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经过了7次比较大的变迁，了解
这一点，对于理解半个世纪来语文教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总结历史经验，探索语文教改的
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开始于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还没有来得及制订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但在1950年
发行使用的初、高级中学两套语文课本中，有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写的两个
《编辑大意》，实际上就起到了大纲的作用。“大意”采用了“语文”这个新的学科名称，
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意”存有明显“思想
政治教育第一”的偏向。
第二次是1956年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教育部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
《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观（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严格意义上的中学语文教
学大纲。
第三次是1963年5月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50年代末6O年代初，针
对1958年“大跃进”时期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的现实，语文界开展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
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的大讨论，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个大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订
的，它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并且规定：“中学
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
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大纲富有远
见地提出了“文质兼美”的选材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
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
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这些对以后的语文教学均有深远
的影响。不足之处是受“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影响比较大。
第四次是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个
大纲的重大贡献，就是结束了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无纲可循的混乱局面。大纲提出的
“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的选材标准，要求语文知识教学力求“精要、好
懂、好用”，教学要“提倡启发式”等，在拨乱反正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受时代
的限制，这个大纲比较粗糙，而且带有明显的“左”的余味，如一再强调“政治标准第一”
等。1980年，就这个大纲进行了修订，在许多方面基本上恢复了1963年大纲的面貌，并且第
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
求。
第五次是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其宗旨是“降低难度，减轻负
担，明确要求”。大纲进一步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和重要性，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
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
中”，在教学目的中还增加了“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的要求。为了减
轻学生负担，大纲明确规定“不用（语文基础知识的）名词术语考学生，只考运用能力”；
删去了逻辑知识部分；规定了190篇基本篇目作为考试的范围，其他篇目各地可以相机处
理，这就为实行“一纲多本”创造了条件；为适合教材编写“一纲多本”的需要，大纲还删
去了关于教材编排规定。这些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这个大纲虽然是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
“正式”的大纲，但是鉴于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到1990年
国家教委就颁布了修订本。主要修订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
神，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二是进一步降低了难度，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大纲把原来
“教学目的”中关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话移到前言之中，并第一次提出了“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然而，这个大纲仍然是个过渡性的，语文
教学迫切期待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和与之相适应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
第六次是1995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它反映了当
时人们对义务教育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以及对语文教学规律的新的认识。与建国以来所颁布
的几个大纲相比，它在内容上和框架上都有一些新的特点：（l）终端性鲜明。与以往大纲
初高中合编、内容以高中毕业为“终端”不同，这个大纲以初中毕业为九年义务教育的“终
端”，因此有了初中语文独立的、明确的教学目的，就是使学生“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
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而且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比较具
体，容易操作。（2）注重基本素质的培养。例如：它把思想政治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培养列
入了教学要求，把能力训练列入了教学内容并作为核心部分，对汉语基础知识教学的内容和
要求作了一些调整，还第一次把课外活动列入了教学内容等等。（3）注意了导向性和灵活
性结合。在导向性方面，一是强调了语文能力的训练和语文行为习。惯的培养；二是重视了
语感和语境意识的培养；三是强调了思路分析和表达方式的探究。此外在加强思想教育、重
视语文课外活动、注意思维能力训练、强调非智力因素的作用等方面，也都有鲜明的导向
性。同时，大纲还注意了灵拓性，即给予教材编写者和语文教师必要的、灵活处理的余
地。
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是与初中大纲配套的。
根据这个大纲编写的教材，1997年开始在两省一市（江西、山西、天津）普通高中试验，
2000年秋季在全国普通高中实施。这个大纲吸收了语文教学改革和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成
果，体现了许多新的精神，如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表述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
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它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个性和特长”的要求，还对语文能力的训练
进一步提出了量化的要求。这个大纲规定，语文课程由学科类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学科
类课程又分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
第七次是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
普通 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的颁布。1999年，教育部下发了《九年义务
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征求意见稿）》，2000年3月，“试用修订版”出
版。这个大纲由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要求、教学中要重视的问题、教学评估、教学设备5
个部分，外加2个附录组成。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这个大纲是这样表述的：“语文是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目的则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
上，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提高阅读、写作和口头交际能力，发展学
生的语感和思维，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和过去的大纲相比，新大纲有很大的进步，
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的精神。教学要求也具体化了，有的还量化了，如要
求学生识字量为3500字，默读速度为每分钟5OO字左右，课外自读每学年不少于8O万字（其
中文学 名著2～3部）。作文每学年一般不少于14次，字数不少于0.7万字等。“教学评估”
和“教学设备”两部分是新增加的，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对教师的评估要“重视教师的
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不要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惟一的评估依据”等。两个“附录”分别
是《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和《课外阅读推荐书目（任课老师可补充推荐）》。这些都是富
有创意之举，和历次大纲的修订相比，这是变动比较大的一次。
同时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是与初中大纲配套的，
所以在基本结构上是一致的，只是要求更多也更高一些了。如“教学目的”的要求是“要在
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水平，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
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头交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浅易文
言文的能力；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再如，阅读一般的现代文的速度要求每分钟不少
于600字，课外自读文学名著（10部以上）、科普书刊和其他读物，不少于300万字，作文每
学期一般不少于5次，三年中其他各类练笔不少于3万字，45分钟能写6OO字左右的文章等。3
个“附录”分别是《重点掌握的常见文言词》（实词150个，虚词18个）、《古诗文背诵篇
目》（古文22O篇、诗词曲50首）、《课外阅读推荐书目（任课教师可补充推荐）》。
纵观建国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成熟、
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总结语文教学的经验教训的过程。2OOO年3月出版的大纲，
初、高中分别标明的是“试用修订版”和“试验修订版”，这就预示着，语文教学大纲在今
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不断地进行修订。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现在还在进行着、
它已经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着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
④ 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有什么可写的人物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阐述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并引以适当的评论。书中既论述了主要的语文教育情况，又介绍了一些主要思想家、教育家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实践，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代语文教育史的面貌。
绪言
第一章 远古至西周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古言、文教育
第三节 学校的诞生与六艺教育
第四节 歌谣、祝辞、神话、传说的传播教育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大语文教育家孔子
第三节 古逻辑教育家墨子
第四节 ’古政论教育家孟子
第五节 传经大师荀子
第六节 先秦的诗风、诗教
第七节 先秦的历史、哲理散文教育
第八节 有关早期语文教学论的《学记》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秦汉篇章与识字写字教学
第三节 现存最早的习字课本《急就篇》
第四节 汉儒传经中的阅读教学
第五节 指导读经的几项工作
第六节 第一部语文教学专用词书《尔雅》
第七节 汉代文体和写作训练
第八节 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
第九节 《方言》和《说文解字》
第十节 司马迁、扬雄的语文实践及其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第十一节 王充、郑玄的教学实践和语文教育思想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蒙学语文教育
第三节 《开蒙要训》和《千字文》
第四节 玄风影响下的阅读教学
第五节 《昭明文选》
第六节 文章新变与写作训练(一)
第七节 文章新变与写作训练(二)
第八节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教育
第九节 清谈对语言教育的影响
第十节 南朝的“官话”教学和北朝的“双语”学习
第十一节 《玉篇》和《广雅》
第十二节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和钟嵘及其《诗品》
第十三节 颜之推的语文教育思想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蒙学教材的五种类型
第三节 《太公家教》和《蒙求》
第四节 阅读与点识
第五节 为科举服务的写作参考用书
第六节 应用文的写作
第七节 儿童的读诗和作诗
第八节 文人的诗歌写作训练
第九节 唐代的书法教育
第十节 语文学家对语文教育的贡献
第十一节 古文家的语文教育思想
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蒙养教育与“三”、“百”、“千”
第三节 修身教育与“蒙训”、“须知”、“斋规”
第四节 读文训练与“诗话”、“词语”、“文话”
第五节 作文训练与“文说”、“文锦”、“文则”
第六节 习字训练与苏、黄、米、蔡
第七节 少数民族双语、多语的学、用
第八节 王安石的语文教育思想
第九节 胡瑗、张载的语文教育思想
第十节 朱熹与《四书集注》
第十一节 吕祖谦与《东莱左氏传议》
第十二节 《朱子读书法》
第十三节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幼学教材种种
第三节 文选读本种种
第四节 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写作训练
第五节 科技教育与实用文写作训练
第六节 文字蒙求与写字训练
第七节 王守仁与“训蒙”、“教约”
第八节 清初三儒的语文教育思想
第九节 宫廷与家庭的语文教育
第十节 《幼训》《少学》《学海津梁》
第十一节 《家塾教学法》
第十二节 《教童子法》
后记
⑤ 中国语文发展史
20世纪语文教学是从古代综合性的、网络全书式的教育中独立出来的，其标志，就是“语言专门化”。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的网络全书式的教育向“语言专门化”教育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转型的一种内在推动力。传统语文教学也有语言教学，但都是“就书衍说”，“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其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中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就是作者痛感“蒙子入塾”，“终日伊吾”，可只是“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因而以“十余年力索之功”完成《马氏文通》一书，希望“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可以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语文教学“知识化”的先声。到了上个世纪初，中小学语文课堂开始出现包括注音字母、标点符号、文字的笔画、修辞、语法等内容的语言知识教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在一大批现代语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开始大量出现“发音”“读法”“书法”“作法”“缀法”等语文知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应该是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该教材以语文知识为经，以选文为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在知识理论指导下构建的比较成熟的语文教科书。
⑥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及其成绩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发诞生、艰难成长、曲折发展、走向成熟四个阶段。
一、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萌发诞生阶段(1878—1926年)
中国古代教育是一种混合型的教育,没有独立的语文学科,语文教学内容包容在综合性教育之中。中国现代教育起源于清末的新式学堂。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萌发诞生阶段。
(一)清末的语文教育
1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端19世纪5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兴办了教会学堂,清政府官方创办了各种同文馆和洋务学堂,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私人也开办了各类学堂。新式学堂借鉴西方经验,实行分科教学。语文教育也逐步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与修身、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并列的独立学科。其中,光绪四年(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县梅溪街创办的正蒙书院,最早设国文科,以“俗话译文言”“讲解与记忆并重”为特色。
2 清末的语文教材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虽然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独立设科,但从总体上看读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教法是讲解,学法是记诵,与传统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二) 辛亥革命时期的语文教育
1 民国初年的语文教育改革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就认为“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所要学的并不限于文字和文学,于是提议将这一学科定名为“国文”。蔡元培等人1902年创办爱国学社,梁启超1906年前后创办长沙女子学堂,就将这一学科称为“国文”。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的语文教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2年1月,教育部宣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将各类学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更名为“国文”。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以法令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促进了普通教育的发展。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并正式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从语文教育史的角度看,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所作的改革有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废止“讲经读经”科,阅读教学正式脱离经学;二是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合称,并正式定名为“国文”科,较全面地反映了语文学科的内容。
随着封建政体瓦解,共和政体建立,人们对语文教育学科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教育部同时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文字,兼课习字。”这些规定表明: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
2 袁世凯复辟与恢复读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纂夺,民国共和政权变成北洋军阀政府。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天坛宪法章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且要求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1月,袁世凯在《特定教育纲要》中要求“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文教育
1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
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根除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势力在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甚至也不能巩固和发展文化教育领域在反对科举、八股和旧学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由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步转化而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的领导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提出“拥护民主”“拥护科学”的口号,同时亮出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发展趋势:“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内容革命的问题。1918年4月,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起而响应,站在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前列。《新青年》自1918年第4卷第1号起率先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先后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沉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此后,各大报的副刊,包括当时号称四大副刊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差不多以白话文为主了。
在全国文教界的一致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明令:“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至于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都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都采用语体文。自此,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现代白话文终于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开始占领国文教科书的阵地。
2 新学制与语文课程纲要
1921年10月至11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讨论学制改革,建议“根据共和国体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将学校系统分成三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所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稍加修正,即于11月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该学制规定小学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个改革案,废止了1912年“教育宗旨”的名称,改用“教育本义”。教育本义共七项: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其总的精神是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普及教育、发展个性、注重实用的教育思想。1922年,《教育杂志》第14卷特发“号外”,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对“学制”和“课程”进行讨论。随后,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一个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拟定各科课程标准。中小学语文科,由胡适、叶圣陶、吴研因、穆济波等主持起草。《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该课程主旨是:“学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该课程的目的是:(1)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2)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3)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4)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该课程的目的是:(1)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2)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3)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4)继续练习用文言文作文。1923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已开列出国语、国文课程纲要,内容包括课程目的、作业、教材、教法说明及毕业最低限度标准等等,成为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为依据的、体系较为严整的语文科课程标准。这些《纲要》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分阶段教学的要求,对后来的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此,国语、国文并存的局面形成,并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3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文教材
为配合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授国语,依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和国音字典编辑、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于1920年2月出版。较早出现的现代白话文教科书有洪北平编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商务印书馆1920年),该教科书课文多是当时报章杂志上的时文,间有旧白话小说、诗歌、语录等,并用新式标点符号。稍后出版的用现代白话文编写的国文教科书还有孙亻良工、沈仲九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等。
这一时期,语文教材的编制,除在形式上文言、语体兼采外,选文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议论文被大量选用,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论文、讲演等。外国译文《卖火柴的女孩》等首次用作教材,即使是文言文,也扩大了选材范围,把近人梁启超、蔡元培的文言作品及古人的文言说明文选入课本。这些教科书反映了“五四”运动的实绩,在宣传“五四”时代精神、反帝反封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文教学研究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的教育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教学的自觉性大大增强。当时,有人将国语国文课的教学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主目的,是对语言、文字(文章)的理解、领会和发表能力的培养,即教会学生具有听、读、说、写的能力;副目的,则是在实现正目的的同时,获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趣味。主目的强调的是国语国文的工具性,副目的强调的则是其教育性(陈启天《中学的国文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第2卷第1期)。朱自清提出:语文学科有双重目的,一是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二是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教育杂志》第17卷第7号)朱自清第一次从理论上正确论述了语文学科的文道关系。
这一时期出现了20世纪第一个语文教学法研究的高潮,出版了不少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著作,如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1921年)、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中华书局1922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4年)等。其中,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教学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教科书形式编写的语文教学法专著。《新著国语教学法》吸收了国外新的教育理论,结合我国传统的教育经验,归纳出国语教学的四大目的,即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建造及个性与趣味的养成,提出通过教学达到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的五项具体目标,并提供了许多方法和教学范例,对国语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教育测验,是测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廖世承、陈鹤琴合编的《测验概要》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对阅读测验的内容和做法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和介绍。这一时期,国外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张文昌的《中学国文教学底几个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载《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8期)就介绍了启发法、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法、道尔顿制等教学方法。(未完待续)
二、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艰难成长阶段(1927—1949)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在战火中艰难成长。
(一) 国统区的语文教育
1 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语文课程标准与国统区语文教材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教育宗旨草案:“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行《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和《教科书审查规程》。《教科书审查规程》规定:未经教育部审定,或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
1932年,国民党政府审定并正式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
2 读经问题争论与大众语文运动
读经问题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
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又掀起了“读经”逆流。陈立夫等人还主张初级小学读《三字经》,高等小学读“四书”。这一时期,湖南、广东等省国民党当局都将四书五经选编为教科书的内容,强令中小学生读经。
针对“尊孔读经”的主张,蔡元培、胡适、吴研因、叶圣陶、鲁迅等人纷纷撰文给予批驳,表明反对读经的观点。
三、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6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大陆)的语文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在摸索中前进,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
(一) 建国初期的语文教育
1 “语文”学科的命名
1949年叶圣陶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工作,将新中国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名称正式定名为“语文”,揭开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新的一页。叶圣陶解释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
2 新中国的教育宗旨和建国初期语文教育的特点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革新教学内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二是听说读写并重,全面训练语文能力。
三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改造旧的语文教学思想和方法。
3 汉语、文学分科实验
早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即提出了将“汉语教育与文学教育分开”的设想。
语言训练是语文课的最基本的内容,但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语言的训练却是片面的、不系统的。汉语的单独开设,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也系统地教学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加强了文学教育。在中等学校里单独开设文学课,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
1958.3,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召开座谈会,决定对中学汉语和文学课本作根本性改编。汉语和文学合并为语文。提出语文教学的目的,一是使学生学会正确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祖国的现代语文,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二是讲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道德修养。这个决定结束了汉语、文学的分科教学。
(二)“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育
1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方针
“大跃进”时期,对教育方针的理解也存在着明显的“左”的偏向。例如:有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四、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走向成熟的阶段(1977—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学校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走上了正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在语文教学大纲的编制、语文教材的建设、语文教学的改革和语文教育的研究等方面都逐步走向成熟
⑦ 新时期语文课程,大纲和教材的建设:
现代语文教育
第一节 现代语文教育概述
1、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端时间及其标志（识记）
2、《奏定学堂章程》和“癸卯学制”（识记）
3、自分科教学以后，语文学科名称的演变（识记）
4、语文学科名称由“国语”、“国文”统一更名为“语文”，其内涵和性质发生的变化。（B）
5、现代语文教育发展进程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主要特点（C）
6、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语文课程标准产生的时间及其特点与意义。（B）
第二节 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
1、自动主义程序教学法（识记）
2、“因文而异”教学模式对教材的分类和所采取教学方法以及启示意义（B）
3、黎锦熙的“三段六步”教学程序及特点（B）
4、设计教学法（识记）
5、设计教学法的理论依据与教学基本模式（B）
6、对设计教学法的评价（A）
7、道尔顿制教学实验（识记）
8、对道尔顿制实验的评价（B）
9、结合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从以上三次影响较大的教学方法改革与实验中选择其一，阐述个人的认识。（A）
第三章 当代语文教育
第一节 当代语文教育概述
1、当代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起落及其原因（C）
2、对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基本认识（A）
第二节 新中国语文教育的重要改革
1、建国初期推行凯洛夫教学“五环节”的利弊（B）
2、红领巾教学法（识记）
3、推广“红领巾教学法”的意义（B）
4、进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试验的起因和目的（C）
5、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试验的成绩和问题（B）
6、60年代语文教学大纲的特点（C）
7、6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与试验（B）
第三节 新时期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
1、语文教育性质观、主体观、方法观的更新（A）
2、语文教学科学化探索：教学内容的序列化、教学过程的程序化、教学目标的系统化、语文考试的标准化。（C）
3、语文教育改革的多元化研究：发展智力与思维训练、大语文教育、培养语感等。（C）
4、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与研究的总体特点（B）
5、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语文教育发展史的研究、语文教学法研究、语文教育与相关学科的综合性研究（C）
6、新时期语文课程、大纲和教材的建设（C）
第四节 当代语文教育的三次大讨论
1、第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的背景、焦点和影响（A）
2、第二次语文教育大讨论的背景、主题及其产生的效应（A）
3、第三次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焦点、实质和影响（A）
4、对语文教育的三次大讨论作综合分析，或择其一发表自己的认识。（A）
第五节 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语文新课程
1、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全球化趋势、信息化趋势、个性化趋势（C）
2、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C）
3、当代世界各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B）
1)教学观念：语文的实际运用与文学熏陶并重
2)培养方向：智力发展和个性发展兼容并蓄
3)教材编写：分科、综合并存，有向综合发展的迹象
4)训练体系：主体依然是阅读中心与写作中心
5)阅读教学：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紧密结合
6)写作教学：文体训练与能力训练互相补充
4、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和发展创新，一个总目标，两个基本性质，三维目标，四个基本理念，五个学习领域。（A）
⑧ 建国以来中学历史教学大纲颁布了哪些版本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 一、教学目的 二、课程、课时安排 三、教学内容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内容概述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内容要点 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内容概述 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内容要点 四、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五、考试与评估 附研究性课题参考题目 历史学是认识和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与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密切相关具有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功能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 历史教学在普通高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一、教学目的 普通高中的历史教学要在初中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进一步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与学习相关的历史资料 培养学生解读、 判断和运用历史资料的能力 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发展学生的历史 思维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增强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 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 二、课程、课时安排 高中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1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每周 3 课时共 105 课时。 2选修课 选修 I世界近现代史每周 2 课时共 68 课时。 选修 II中国古代史每周 25 课时共 63 课时。 三、教学内容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内容概述 近代部分
⑨ 语文的发展史
一、历史的回顾：“语文知识”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世纪语文教学是从古代综合性的、网络全书式的教育中独立出来的，其标志，就是“语言专门化”。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的网络全书式的教育向“语言专门化”教育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转型的一种内在推动力。传统语文教学也有语言教学，但都是“就书衍说”，“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其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中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就是作者痛感“蒙子入塾”，“终日伊吾”，可只是“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因而以“十余年力索之功”完成《马氏文通》一书，希望“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可以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语文教学“知识化”的先声。到了上个世纪初，中小学语文课堂开始出现包括注音字母、标点符号、文字的笔画、修辞、语法等内容的语言知识教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在一大批现代语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开始大量出现“发音”“读法”“书法”“作法”“缀法”等语文知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应该是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该教材以语文知识为经，以选文为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在知识理论指导下构建的比较成熟的语文教科书。
毫无疑问，“知识化”在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其进步意义在于：第一，它取代“经义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语文教育的“语言专门化”历程，完成了古代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转型。第二，它使语文教学摆脱了“未可以言传”的落后状况，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实现了语文教学范式的更新换代。从整体上来说，现代语文教育的“知识化”，是与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趋势相适应的，实际上，它就是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趋势的产物。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学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知识化”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基本保障。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重新回到“经义教学”和那种“神而明之”的教学状态，是语文教学的倒退。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语文课程不是一门知识课程。也就是说，语文课程不是一门以系统地掌握某一门或某几门知识为目的的课程。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很多人把这句话与“掌握语言知识”划上等号，或者虽然没有划上等号，但认为从“掌握语言知识”到“形成语言能力”是自动完成的，是自然而然的。而实际上，“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核心是“语用方法”和“言语经验”，而不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告诉我们“语言是什么”，但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不是培养“谈论语言”的人，而是培养“使用语言”的人。只有“语用方法”和“言语经验”，才能给予中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以及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文化素养。
知识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现代语文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述了现代语文教学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从经义教育向语言教育”的发展过程，一条线索就是从“语言要素(知识)教育向语言功能(语用)教育”的发展过程。前者的标志，就是“知识化”，而后者，则以“淡化知识”为其标志。这种“淡化知识”的倾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淡化语法教学”的讨论中初露端倪(其基本观点是：现有的语法知识没有反映汉语的实际，学了“不管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知识中心说”的批判中达到高潮(其基本立场是：语文课根本就不是一门知识课)；在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知识化”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知识本身的绝对化和形式化)。而在以新课程标准为代表的语文教育新思潮中，“知识化”得到了全面放逐(其主要理论表达是“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
但问题在于，这种“反知识”立场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前提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前提就是：对于“这样的知识”和“这样的知识教学”来说，“反知识”是有理由的，是成立的。它更多的是着眼于知识本身的不完善和弱智化的知识教学方式，而没有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知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思考是：“这样的知识”不好，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对知识的“处理方式”不好，那我们最恰当的选择应该是“换知识”和“改变这种方式”。显然，对知识系统本身的质疑和对知识教学方式的批判并不必然地导致“语文课不学知识”、“语文课不需要知识”的命题，“反知识”的特定内涵并不必然地导致“去知识”。一个更根本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语文课是否需要知识。问题的这种提法启示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比“这样的知识不好”“这样的知识教学方式不好”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深刻的知识论立场。
二、我们需要什么知识：语文课中的知识类型
我们有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到底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在语文教学中发挥我们期望它发挥的作用。
这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同性质的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差别的。过去我们关于语文知识的许多讨论，都是在没有区别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知识的前提下展开的，许多讨论没有能切中要害，甚至不得要领，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是针对特定的知识类型而言的，它们的立论都可以找到“例外”甚至反证，因而缺乏立论必须具备的周延性，其科学性和说服力都大打折扣。
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迫切需要引入“知识类型”概念，在“知识类型”的理论视野里，过去抽象的、含混的“知识问题”似乎变得清晰了，变得一目了然了。
1、过去关于语文知识类型的探讨
关于语文知识，过去有一个所谓“八字宪法”的表述，即“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是一种描述性而非类型化的表达，是老师们对教学实践中所教的知识的一种经验性的总结。一方面，没有关于“为什么要有”的论证，例如为什么要有“篇”、又什么要有“逻”，“篇”的知识、“逻”的知识对语文教学有着什么意义，起着什么作用，并没有具体的讨论。另一方面，这八个方面的知识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八字宪法”既没有讨论，从它们的内涵中也看不到有这种关系的可能。显然，“八字宪法”并不是关于“语文知识”的系统的表达，它实际上是老师们在教学中实际上教到的知识的混合，它们没有为解决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提供什么线索。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归纳“语文知识”，其成果是所谓“三大学科”：语言学知识系统、文学知识系统和文章学知识系统。这种归纳的影响很大，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著中，开始把语言学、文学和文章学作为语文教学的三大基础学科来讨论，有些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也开始依据这种认识构建由语言学系列、文学系列和文章学系列组成的课程体系。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要有”的论证，仍然没有解决“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语文知识”的问题。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文章学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它们是三条线，是分离的。它们如何成为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也没有人讨论过。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并不是所有语言学知识都进入语文教学，并不是所有文学知识都要在语文课里教，并不是所有文章学知识对语文教学都有用，那么，这“三大学科”哪些知识属于语文课里要教的知识，要用到的知识，哪些不属于，这个问题“三大学科”的理论根本没有涉及到，也无法解释清楚。
2、关于语文知识类型的新探索
最近几年，语文知识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目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次新的讨论。这一次关于语文知识的讨论是在继承了前几次关于语文知识问题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的深化与延伸，其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接受了“知识类型”的概念，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知识类型认识，从而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策略性知识[ii]
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它是人们对事物的状态、内容、性质等的反映。例如，关于什么是比喻的知识，关于什么是举例论证的知识，关于什么是疑问句的知识等。陈述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限的。第一，它是把事物当作客观对象来认识，而语言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事物；第二，语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一种实践能力，是一种“做事”的能力，而主要不是一种“认知”的能力。语文教学的目标不是认识语言，而是运用语言，不是培养“谈论语言”的人，而是“运用语言”的人。陈述性知识告诉学生“比喻”是什么，但掌握了“比喻是什么”这一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打比方”这一实践能力，掌握了“疑问句”的知识并不一定就会“提问”，同样，知道了什么是“举例论证”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就会“举例”来论证了。
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它是人们关于活动的过程和步骤的认识。例如，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运用打比方的修辞手法，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领，我们在议论文中通过举例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知识，就是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直接作用于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但是，这种类型的知识也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甚至几乎没有。
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学习策略的知识，即如何确定“做什么”“如何做”的知识。它的特点是“反思性”和“元认知”。对策略性知识的掌握，其标志是：明确认识自己面临的学习任务；知道自己目前学习所达到的程度；能调用恰当的学习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能进行监控、反省和调节。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当然不是绝对不需要一点陈述性知识，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应该以陈述性知识为主体。过去，我们理解的知识就是陈述性知识，除陈述性知识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知识，所以要么从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目标出发，彻底否定语文知识的教学，要么从学校教育和课程内容的特点出发，将陈述性知识教学提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实际上，一方面，否定陈述性知识的主体地位，并不否定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也主要不是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应该成为语文知识教学的主体。而策略性知识，则是知识教学的最高境界，一方面需要，另一方面，也只在较高学习层次和学习境界才需要。策略性知识教学的时机和场合是决定策略性知识教学能否实现其目标的关键。
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陈述性知识在学生的“前面”，程序性知识在学生的“外面”，策略性知识在学生的“后面”。摆在“前面”的东西最容易看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处在“外面”的东西很难轻易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可能是起关键作用的；而在“后面”的东西，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它摆上“台面”。
现象知识 概念知识 原理知识[iii]
这是着眼于知识体系的一种知识分类。加涅认为，知识体系的结构象一个“金字塔”，塔底就是由这些大量的事实、现象构成，中层则是由对这些事实、现象的解释和定义构成，而最上层，则是根据那些“解释”确定的一些“行事规则”。根据加涅关于知识体系的理论，可以把语文知识分为“现象知识”、“概念知识”和“原理知识”。
在语文教学中，所谓“现象知识”就是对语料的掌握，包括常用词语，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这里所谓掌握，就是熟悉。语文课是以“现象知识”为教学内容主体的课程，我们在语文课中学这么多课文，目的就在掌握“语文现象知识”。
所谓概念知识就是对“现象知识”加以解说和命题的知识，它一般用概念来表达。在语文教学，这些知识本身没有目的意义，它要么是帮助学生理解“现象知识”，要么是为形成原理知识作准备。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只起到辅助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进入语文教学的实际过程，而只是为那些研究人员掌握即可。
原理知识属于“如何做才正确”的知识，所以也可叫“规则知识”。它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与规范，在人们的活动中起着“定向”的作用，所以这些知识是可迁移的，利用这些知识可以有效指导和促进学生的语文能力。例如，关于如何运用“指示语”的知识，描述了“在句段中，指示语可以代替所指示的事物或前面已经出现的语句，从而使语句更为简洁，使文意更为连贯，语意重心更为突出”的行为规则，掌握这一知识，则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在写作中实现语意连贯。
从数量上来说，语文教学大量需要的是“现象知识”，需要精细掌握的是“原理知识”，而对“概念知识”，则“少知、粗知”。
无意识知识 言述性的知识[iv]
所谓无意识知识，也称之为缄默知识，这种知识的特点是“知道，但说不出”，即直觉状态的知识。最典型的语文无意识知识，即语感。语感的特点就是“知道，但说不出”，我们读一篇文章，一读就通，一读就懂，但是如何读懂的，读通的，说不出来。这一特点决定了无意识知识特别适用于“从事一种行为”，即活动。
言述性知识，即可以说出来的知识，也称之为外显知识。它的特点是“知道，而且可以说出来”，这是一种明晰性知识，是可以言传的知识。例如“语体是一种言语行为方式”，“说话必须根据场合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明晰地传达”是它最大的优势。
言述性知识是以无意识知识为前提的，言述性知识是对无意识知识的概括和表达。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无意识知识都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无意识知识都可以向言述性知识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对研究语言是有意义的，对从事一种言语行为，却不一定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某些时候，熟练地从事一种行为必须依赖无意识知识，“有意识的知识”的参与反而会起干扰作用。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言述性知识呢？波兰尼告诉我们，就是在“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即对言语对象作“批判性”“反思性”阅读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无意识知识呢？也是波兰尼告诉我们，就是在“控制住至今尚未探明的领域”时，也就是要“创造”新的知识的时候。
三、知识在语文课中作什么用：知识作用的途径与方式
知识是分为不同类型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语文教学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是辅助性的，有些是必要条件性的，有些甚至是充分条件性的，有的是教师在课堂里教的知识，有的是学生学的知识，有的属于教学目的范畴里的知识，有的则属于教学内容范畴里的知识，有的是作为教学过程的知识，有的是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们对语文教学的意义也是有区别的，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来谈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分清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它们的内涵和特点后，我们就获得了这些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1、知识作为课程内容：知识修养与知识定向
课程内容是相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而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王荣生博士有明确的界说：语文课程内容是指语文教学中“应该教什么”；语文教材内容，是指语文教学“用什么去教”；语文教学内容，则是指“语文教学实际上教了什么”。更通俗的说法是：语文课程内容，就是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在语文教学中，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大部分不能直接呈现给学生，它只能通过“课文”这一载体隐含着呈现给学生，老师在课堂里直接教的是“课文”，但学生要学的，其实是教材所承载的“课程内容”。这些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即课程内容)中，有一些就是知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作课程内容的，作为课程内容的知识只可能是两种：一种是“现象知识”，即语料，包括常用语汇、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等。扩而大之，还包括经典作品、名言警句、文化常识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些知识是一个学生的基本知识修养，也是实现其他教学目的的基础。一种是“原理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这些知识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掌握这些知识是做好事情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它直接为做好事情定向，因此，掌握这些知识本身就是课程内容。
2、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外显知识”对“缄默知识”的引导作用
教学内容是指在语文教学中实际上教了什么。在教学中实际上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求学生掌握的，而可能是为学生掌握他应该掌握的东西作铺垫、准备线索、提供条件的。那么，这些铺垫、线索、条件是什么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铺垫、线索、条件就是“外显知识”。
前面我们曾介绍，根据知识的表现，知识可以分为外显知识(言述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无意识知识)。外显知识之所以是外显的，是因为它直接用言语表达出来，因而具有明确的可传达性，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可教性。但语文知识大部分是缄默知识，即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这一点已为语文教育的历史所证明，也为近20余年语文教育的科学研究所充分揭示。正因为它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因而它的可教性受到巨大限制。这是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的一个悖论：语文知识主要是一种缄默知识，“语文教学必须以学生的缄默知识为基础”；但正因为它是缄默知识，又往往是不可教或可教性有限的；而可教的外显知识一方面只占少部分，另一方面往往又是一些表面的缺乏深度的知识，因而它的教学价值是有限的。过去语文知识的教学意义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几乎所有的外显知识都根植于缄默知识，外显知识的增长、应用和理解都依赖于缄默知识”[v]。换句话说，外显知识是知识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缄默知识则是它藏在水面下的部分。因此，外显知识就成为缄默知识的一个线索，一个标志，一个通道。在语文教学中，任何缄默知识的获得，都是以外显知识为导引的，外显性知识牵引着学生，学生顺着外显性知识暗示的方向，“意会”到缄默知识，并最终实现缄默知识向外显知识的转化。这就是马建忠所谓“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直接把外显性知识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主体也许的确是值得商榷的，其意义也许的确是有限的，但把外显性知识作为缄默知识的线索，牵引出学生对缄默知识的“意会”，则其教学意义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外显性知识作为教学内容的意义有限性并不否定它作为教学途径、教学线索的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几乎成为常识的一句哲学名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它，而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感觉到它。
3、知识作为教学的交流工具：“工具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的交流，这是对教学过程的最基本的描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交流呢？对于教学来说，交流的起码要求是“明示”，我们怎么让学生明白教师的要求，怎么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学习对象，怎么让学生明确地向教师表达自己的理解？“教”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现需要一种称之为“抓手”的东西，没有这种“抓手”，教学的进行则无以依托；有了这种“抓手”，教师可以凭借它传达自己的思想，学生可凭借它理解教师的意图和自己的学习对象。这种“抓手”即交流工具是教学得以进行、得以展开的一个前提。事实上，什么样水平的交流工具就有什么样水平的交流。这种师生双方借以交流的工具，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知识”。这种“工具知识”也许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却是教师呈示学生要掌握的知识和学生理解教师的要求的一个“工作概念”。刘大为对此作了出色的阐述，他说：“如果没有语言知识的介入，教师就只能在这种常识语言的水平上与学生对话交流。深刻的感悟将会因为没有必要的概念作媒介而烟消雾散，睿智的指点也将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变得平庸无奇。”[vi]他在这里所说的“语言知识”，就是指用以开展教学交流的“工具知识”。
4、知识作为教师的准备：“教师状态的知识”在课程建设中的作用
课程社会学告诉我们，课程建设是一个“将作为一般文化成果的‘客观知识’改造为‘课程知识’”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知识”本身，二是改造客观知识的知识，前者主要是学科知识，后者则包括价值论知识(即证明课程知识合法化的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即证明课程知识合理化的知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要掌握的主要是学科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生状态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则不仅包括学生状态的知识，还包括如何选择、呈现和传达学生状态知识的知识。于是所谓“课程知识”可以区分为“学生状态的知识”和“教师状态的知识”。过去，我们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从“学生状态的知识”的简化性描述中直接推导出“语文课不需要知识”或“语文课知识不重要”的结论。新课程则首先改变了教师的地位，他不仅是教学者，而且还是课程建设者，因此他不仅要把知识教给学生(当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客观知识”，掌握将“客观知识”改造成“课程知识”的知识。因此“教师状态的知识”就成为“语文课知识”题中必有之义。它与我们在第三点中所谈到的“工具知识”一样，并不需要学生掌握，却是课程得以构建、教学得以进行的知识前提。
四、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知识：知识开发的视域和立场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知识：作为知识修养的知识，作为知识定向的知识，作为引领学生感悟缄默知识的知识，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作为教师状态的知识，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这块领域里，大部分我们的学术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几乎是空白。正如王荣生博士所指出的，学校里的语文知识，不是太多，而是近乎没有；或是这样表述，语文教学中充满着像徐江同志所说的“垃圾知识”，而真正能起到有效达成教学目标的知识，则又几乎阙如。结果是，已有的知识不管用，管用的、急需要的知识却没有。一方面是“知识泛滥”，一方面是“知识荒”：这就是目前我们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面临的困境。
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为什么别的学科包括历史、政治这些更为特别的学科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知识问题”呢？深入的思考，我们觉得这与语文课程的特殊性和由此决定的“语文知识”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
我们先从语文课程的特殊性说起。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过去我们认为主要在教学内容。王尚文先生说：“其它学科所教所学的是言语所表达的内容，而语文则是用以表达的言语形式。换句话说，其它学科重在‘说什么’，语文重在‘怎么说’。对于其它科课本的言语，懂得它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要去揣摩它们‘怎么说’，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说什么’。而对于语文来说，明白它‘说什么’固然必要，但却是为了领悟它‘怎么说’，即主要通过语文教材的言语形式去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vii]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我们还要追问：“说什么”与“怎么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换一句话说，“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区别又说明了什么呢？于是问题就延伸到了一个哲学的范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