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马说初中二年级教案和译文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分辨其中的议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词解释，通假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雚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马说》译文
世间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可是伯乐不会经常有。所以即使有出名的马，也只是辱没在仆役的马夫的手里，和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的里面，不因为日行千里而出名。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吃完粮食一石。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够日行千里，而没有喂养。所以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是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优点不能从外面表现。尚且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都做不到，怎么能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
策之不以其方法，喂养它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千里马嘶鸣，却不能懂得它的意思，只是握着马鞭站到它的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啊！
『贰』 《马说》教案
编辑本段
教学目的
1．理解短文《马说》所阐明的深刻道理，了解作者对古代封建统治者压抑摧残人材的愤慨之情。
2．掌握短文中的主要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3．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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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短文《马说》所阐明的深刻道理。
2．了解托物寓意，以事喻理的议论方法。
课时安排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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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介绍作者
韩愈 (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氏先人原是昌黎 (今属河北)的大族，因而他常常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他的作品集叫做《昌黎先生集》。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摘自《辞海》“韩愈”条）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二、简介文体
《马说》是通篇借物比喻的杂文，属论说文体。本文是作者《杂说四首》中的第四首，“马说”这个标题，是后来人加的。.“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可以发表议论，也可以记事，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当它发表议论时，非常重视文辞的力量，常逞其千回百折之力，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跟现代的“杂文”大体相似。我们学习《马说》，要掌握这种文体的特点，着重体会其语言的力量。“说”就是“谈谈”的意思，比“论”随便些。这篇文章以马为喻，谈的是人才问题，从字面上可以解为“说说千里马”或“说说千里马的问题。”
三、简介伯乐相马的故事
相传有一个人叫九方皋，也是一位相马高手。据说，有一匹千里马拉着沉重的盐车翻越太行山。在羊肠小道上，马蹄用力挣扎，膝盖跪屈；尾巴下垂着，皮肤也受了伤；浑身冒汗，汗水淋漓，在山坡上艰难吃力地爬行还是拉不上去，九方皋遇见了，就下了自己的车，挽住千里马而对它淌眼泪，并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覆盖在千里马身上。千里马于是低下头吐气，抬起头来长鸣，嘶叫声直达云霄。
四、教师范读全文
学生朗读课文。（重点朗读第3段，体会作者的感情。）
五、阅读课下注释
给下列加点字注音并理解词语意思。
①骈（ ）死于槽枥（ ）之间 骈死：骈，两马并驾。骈死意为并列而死。
②才美不外见（ ） 外见：表现出来。
③食（ ）之不能尽其材 食，同“饲”。
……
六．找到通假字
食马者:“食”通“饲”，喂养。
才美不外见:“见”通“现”,显现，表现。
食之不能尽其材:“材”通“才”,才能。
其真无马邪:“邪”通“耶”,表示疑问,相当于“吗”。
七、阅读课文并思考
1．“说”，是古代的一种议论体裁，大多是以华丽的言辞陈述作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跟现在的杂文大致相近。
2．层次：
第一层（第1段）说明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作用；
第二层（第2段）揭示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
第三层（第3段）总结全文。表现作者对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愤慨之情。
3．中心：借古代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以喻封建统治者不识人才，甚至摧残、压抑人才，也表现了作者的愤慨之情。
八、原文再现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sù）一石（dàn，古音为shí）。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九、参考译文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是经常有的，可是伯乐却不经常有。因此，即使是很名贵的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下受到屈辱，跟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里，不能获得千里马的称号。
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下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懂得要根据它日行千里的本领来喂养它。（所以）这样的马，虽有日行千里的能耐，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的才能和美好的素质也就表现不出来，想要跟普通的马相等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鞭策它，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又不足以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听它嘶叫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反而）拿着鞭子站在它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果真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他们真不识得千里马啊!
十、课文分析
1．这篇“说”带有寓言的色彩。文章的首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全文立意之所在。这个意思是从古代关于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中生发出来的，却又表现了作者的独特见地。文章以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以伯乐比喻圣明的君王，借千里马的被埋没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现象，也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意。
2．第一段，说明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作用。
一开篇就奇峰突起，发人之所未发，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点明全文主旨。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说明千里马的命运对伯乐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除伯乐而外没有人能识别千里马；既然如此，千里马的命运就决定于是否有伯乐来发现它了。而实际的情形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千里马的悲惨命运简直是具有必然性的了。接着就用“辱于奴隶人之手，骄死于槽枥之间”，具体地描绘了它的可悲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痛惜之情。
3．第二段，揭示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
千里马被埋没的直接原因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但文章先不点出，而从千里马的食量说起。“一食或尽粟一石”，是夸张的说法，突出地表明千里马的食量大大超过普通马。而这一点，决非那些“食马者”所能知，他们只是按照普通马的食量来喂养文。所以“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的原因又是在“不知其能千里而食”这一点上。“不知”，这正是问题的要害。点出这个要害之后，先以“是马也”一顿，再以“虽有千里之能”作低回之势，然后步步紧逼，历数这种“不知”所造成的恶果，到段末再用反法句“安求其能千里也”，把作者对“食马者”的无知的愤怒谴责的感情发展到高潮。这是从反面证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道理。
4．第三段，对执策者的“不知马”进行辛辣的嘲讽。
先用揭露矛盾的方法刻画执策者的形象：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紧承上文，全面地总结了这种人“不知马”的表现，又以他们在千里马跟前的愚蠢、狂妄、浅薄的宣称作对照，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人的愚蠢、狂妄、浅薄和荒唐。后发感慨：以“其真无马邪”承上文“天下无马”，表示作者对执策者反法，同时为下句蓄势，由此再用“其真不知马也”结住全文，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痛切之感。
5．本文采用“托物寓意”的写法。文章论述的是识别人才的问题，但通篇没有一句话直接提到人才。作者认为对有才能的人必须尊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这样他们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他的这些主张，是通过对千里马的“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的境遇的描述表现出来的。对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有眼不识英雄和人才埋没的现象，则分别用“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和“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骄死于槽权之间”作了形象的概括，寄寓了作者很深的感慨。文字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本文篇幅虽短，中心却十分突出。全文围绕着“不知马”这个中心，反复进行论述。文中连用十一个“不”字。开始说“伯乐不常有”，归结到千里马之“不以千里称”；中间由食马者的“不知”说到千里马的“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最后更以“不以”“不能”来痛斥执策者的无知，并由此导出全文的结句“其真不知马也”，点明了中心。
十一、练习
1．课堂练习：阅读课后练习，完成练习三。
2．课外练习：背诵全文。
3. 韩愈用“千里马”比喻____，用“食马者”比喻____，表达作者____的思想感情。
『叁』 马说的教案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分辨其中的议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词解释，通假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雚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给分吧
『肆』 马说复习教案
23 马说
课文研讨
一、整体感知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韩愈散文中，抒发不平之鸣的篇章不少，《马说》便是其中之一。“说”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用以陈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虽是议论文体，却讲究文采。《马说》通篇用的就是托物寓意的写法，以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作者希望统治者能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全文寄托作者的愤懑不平和穷困潦倒之感，并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进行了讽刺、针砭和控诉。
作者的这些见解和感慨，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表现的。文章借伯乐和千里马的传说，将人才比为千里马，将愚妄浅薄、不识人才的统治者比做食马者，以千里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遭遇，写有才之人终身不得其用的遭际，以“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写千里马埋没的原因等等，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有才之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不幸的处境，行文中洋溢着强烈的不平和悲愤。
二、问题研究
1．伯乐和千里马的寓意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千里马寓人才，伯乐寓能发现赏识任用人才的人。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要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否则，人才就会被埋没，有人才也等于没有人才。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2．本文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本文虽短，结构却十分精巧。先从正面提出问题：“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然后笔锋一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千里马和伯乐的依赖关系是如此密切，而伯乐却不常有，千里马被终身埋没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接下去，自然就写到千里马被埋没的遭遇，其才美不得外现的原因，对无知的“食马者”发出强烈的谴责，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本文虽短，中心却十分突出。以“伯乐不常有”开始，中间以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千里马“才美不外现”写食马者的无知及其造成的恶果，然后对食马者的无知进行痛斥，最后归结出“其真不知马也！”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句。
练习说明
一、背诵课文，说说作者借“千里马”不遇“伯乐”的遭遇，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设计此题，意在落实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古文背诵的要求。说的练习，要求学生口头说出作者在文中寄托的思想感情，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既练习了口头表达能力，又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不同学生的说，还有相互启发、深入思考的作用。
二、翻译下面一段文字，注意划线的词的意义或用法。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设计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熟悉课文，理解关键语句。译文见“有关资料”中的“参考译文”。加点的字“策”和“其”的用法，弄清每一处的含义即可，至于语法意义，可以不要求学生掌握。
三、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样才能做到多出人才、人尽其才？这些话题是常谈常新的，请你联系现实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道完全开放性的练习。意在引导学生联系当今的社会现实，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以进一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此题设计的几个问题，都是“常谈常新”的，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只要说出自己的理解，谈出自己的看法即可，即使个别同学的观点有些偏激也不要紧，尽量让学生畅所欲言，相信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多数学生是能够明辨是非的。
教学建议
本文篇幅短而可读性强，文字也不算艰深。根据以往的教学实践，学生不仅爱读，而且易于成诵，关键是教师要仔细而认真地指导学生诵读。可以让学生反复朗读，当堂成诵。内容也要讲讲，但不宜过深，要认真考虑学生在现阶段的生活阅历和接受能力，以粗知大意为标准。教师讲述应当简而明，不旁征博引，以免剥夺学生诵读的时间。从长远观点看，能够熟练地背诵这篇短文，才能使学生真正受益。
1．领读，即由教师（或选择1～2名学生）带领全班学生一句一句地读，目的是使学生从感性上体会文章的语气。领读者事前应有充分准备，能流畅地背诵全文。
2．结合文中的虚词仔细品味作者的思想感情（见“有关资料”中《〈马说〉中的五个“也”字》一文），一边讨论，一边诵读。还可以用比较的方式加深学生对这些虚词的体会，例如下列划线的字句如用括号里的字句来替换，效果就不一样了：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是马虽有千里之能）
安求其能千里也（乎）
其真不知马也（矣）
3．逐层分析语调的变化，轻重分明。
有关资料
一、作者及写作背景
《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800）。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守门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跟《马说》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
二、参考译文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是经常有的，可是伯乐却不经常有。因此，即使是很名贵的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下受到屈辱，跟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里，不能获得千里马的称号。
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或许能吃下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懂得要根据它日行千里的本领来喂养它。（所以）这样的马，虽有日行千里的能耐，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的才能和美好的素质也就表现不出来，想要跟普通的马相等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鞭策它，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又不足以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听它嘶叫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反而）拿着鞭子站在它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果真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他们真不识得千里马啊!
三、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
汗明见春申君，候问三月，而后得见。谈卒，春申君大悦之。……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能驾车的年头满了）服（驾）盐车而上太行。蹄申（同“伸”）膝折，尾湛（同“沉”）（同“肤”）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行动迟缓），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衣（苎麻织成的衣）以（覆盖）之。骥于是（同“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战国策·楚策四》
四、《马说》中的五个“也”字（江枫）
“也”是个常见的文言虚词，大多置于句末表示说话人的语气，有时也放在句中表示短暂的停顿，用来提醒读者注意下面将要说到的内容。这些用法看起来很平常，但运用恰当，也能表达出某些微妙的意思，引起读者的回味。《马说》中的五个“也”字就是如此。
这篇文章共分三段，每段最后一句都用“也”字收住。这三个“也”尤其值得品评，它们所表达的语气是由各段的内容决定的，同时又反转过来表达了作者在叙述这些内容时的感情状态。第一段主要写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即“伯乐不常有”，而写得有声有色的却是千里马被埋没的情形，即“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这一形象的概括已经显出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意；最后用“不以千里称”作结，再着一个“也”字，更流露出无限痛惜的感情。第二段从千里马的特点出发进一步揭示它的才能得不到施展的原因，把责任归于“食马者”的无知，然后步步紧逼，到段末再用反诘句“安求其能千里也”，把作者愤怒谴责的感情发展到高潮。而这句话中的“也”字，不仅凝聚着作者这种强烈的感情，而且包含着诉诸读者的正义感的意图。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把“真无马”和“真不知马”对照起来，“无马”一句用“邪”字轻轻带过，而“不知马”一句则用“也”字收住，其间固然有作者的痛切之感，而对“食马者”的深刻嘲讽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三个“也”字，都跟文章的全局有关，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全篇脉络的标志，是应当反复推敲的。剩下的两个“也”字都在行文中间：一个在句末，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中的“也”字，这是作者故作顿笔，有暂时了结，不再说下去的意思，可以省却一些无用的话。另一个在句中，即“是马也，虽有……”中的“也”字，则显然是提醒读者注意“食马者”的无知给千里马所造成的难堪的后果。
我们要体会“也”字（包括其他虚词）的这些微妙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复朗读课文。要努力读出语气，读到烂熟于胸，好像其中的句句话都出于自己的口，再来体会就不难了。
（选自《中学生阅读》1984年第11期）
五、《马说》赏析（吴小如）
韩愈是唐代散文巨匠，同时也是对宋代作家极有影响的诗人。人们对他的“以文为诗”（把诗歌写得散文化）谈得比较多，却很少注意他那更为突出的“以诗为文”的特点。所谓“以诗为文”，是指用具有诗的情调、韵味等特色来写散文，即是说把散文给诗化了（但这并不等于从西方引进的新文体“散文诗”）。我们说把散文诗化，或者说把散文写得很带诗意，并不限于写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对人物进行典型塑造和对事态进行艺术描绘；而是也可以用诗的情调、韵味来写说理文或评论文。韩愈的散文特点之一就在这里。
据说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时代秦国人，会给马看相，善于识别什么是千里马。这原是《战国策·楚策》中一个名叫汗明的对春申君黄歇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这故事可能是古代传说，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艺术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寓言。伯乐的典故曾几次被韩愈引用（见他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由于韩愈本人命运的坎坷，对伯乐能识别千里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但平心而论，还是他的这篇《马说》写得最好，读者也最爱读，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像一首诗了。
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当然，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余味无穷。而从常识论，一篇说理散文，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韩愈的《马说》肯定是一篇说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不可缺少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但仔细品评，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抒情诗。这种“以诗为文”的本领，始自西汉的司马迁（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到了韩愈、柳宗元，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尤其是欧阳修）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并不否认，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他这句话是错误的。但把它作为诗的语言，它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万千的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实在太少了。于是作者紧接着在下文从正面点明主旨，一泻无余地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一般水平的牧马人，而是“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受尽了无知小人的腌气。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宝马竟然成双作对地一群群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之不幸、结局之惨痛真非笔墨所能形容。当然，结果更是死不瞑目，谁也不把这些有价值的神骏称为千里马，它们的死也自然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它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已相当透彻；而实际上这里面不知有多少辛酸痛楚还没有尽情吐露，看似奔放而其内涵则甚为丰富，其实倒是含蓄不尽的（说他写得婉约，或许读者不能接受，可作者确实没有把话说尽）。这真是抒情诗的写法了。
作者着力刻画“食（饲）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虽欲一展所长而有力无处使，甚至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这样，它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又怎么能实现它日行千里的特异功能呢？因此它的待遇自然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而它的受辱和屈死也就更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不仅如此像这样连“常马”都比不上的千里马，由于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极度的责难和惩罚，往往被无辜地痛打一顿（“策之不以其道”，打得它不合理），当然在待遇上也就更加糟糕了（“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骨子里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似乎还觉得不够解渴，于是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意思，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这不仅使文章更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感情更为愤激了。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有眼无珠，反而让他面对着这匹千里马不懂装懂，发出了仿佛悲天悯人般的慨叹：“天下无马!”意思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自以为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既无处可寻觅，也无地可安插：“天下哪里有真正的人才啊!”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毛病，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被作践得不成样子的千里马，却对它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驽骀之辈。这不仅是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极其严峻猛厉的诛心之论。文章写至此已经水到渠成，作者这才站出来点题，用“呜呼”以下三句作结，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对矛盾（“无马”是先天的自然缺陷，“不知马”则是后天人为的犯罪）尖锐地摆出来形成一个高潮，极尽沉郁顿挫之致。古人说蹙万里长江于尺幅之中，这种凝聚浓缩的手法正是韩愈一支笔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我们固然不能不为作者起伏回荡、感慨悲凉的情绪而倾倒，却又不能不为他简洁洗炼的笔墨所钦服。
『伍』 谁能给我一个较好的《马说》教案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分辨其中的议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词解释，通假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雚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